保尔·里科尔生于1913年，出生6个月后母亲去世，1915年父亲在前线战死。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，从中学开始就形成了和平主义的思想。他在大学的哲学系里学习过胡塞尔的现象学，二战期间曾被关进集中营，战后在法国和美国的大学里教授哲学。现在虽然已届85岁高龄，对人文科学特别是《圣经》依然兴趣不减。在他的著作《关于〈圣经〉的思考》出版之际，法国《读书》杂志的记者采访了他。
您出版过一本解说《圣经》的著作，因而是个基督教哲学家，您对这个称号有什么感想？
我一向拒绝这种表达方式，这样做是有严格理由的。因为它反映了新托马斯主义，以及把神学和哲学融合起来的观念。我从来都不想把这两门学科混为一谈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与西蒙娜·韦伊的立场非常接近。
《关于〈圣经〉的思考》首先是一部对《旧约》的注释，为什么要对这份希伯来语的原始资料如此强调呢？
因为这是这本书的前提：希伯来语的《圣经》是创始的。耶稣的上帝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。长时间以来，神学———是神学，不是对《圣经》的注释———声称教会取代了以色列，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现在对于《圣经》可以说有一种不同于天主教解读的耶稣教解读吗？
今天提出的问题，与在梵蒂冈控制《圣经》的天主教注释，恪守传统规范的时代里提出的问题不同了。对《圣经》进行解释的阵地早已被耶稣教徒、特别是德国人占领，那个时代一去不返了。
您的思考不断地对罪恶和痛苦产生疑问，哲学家是如何面对罪恶这一观念的呢？
对于犹太人来说，罪恶的问题在流亡巴比仑、一个民族的失败导致它的神失败的时代里就提出来了。然而耶和华战胜了这个考验，他预言的全部活动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实际上，希伯来语的《圣经》贯穿着上帝的一种打算，即永远成为反抗的目标。犹太人汉斯·若纳斯对《圣经》的注释终于使人认为有一个受苦的上帝，人类则应该与罪恶作斗争以便符合戒律。他认为，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就无法再设想摩西律法了，这是把又一次谋杀记到了希特勒的头上。他杀死了犹太人，他没有消灭摩西律法。
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，上帝难道没有抛弃人类吗？
我记得听到过一位杰出的教授、波兰的犹太人说过这种想法。他经历过流放和种种屈辱：“我父亲在这之前说过：‘人是善良的。’我经受了所有这些痛苦。而在生命的暮年，我说的话还是和我的父亲一样，”相信能够把人身上的善良的本质解放出来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根本的信仰。
无需着重指出，您的作品里有着海德格尔的痕迹。但是一位哲学家怎么会在政治上误入歧途，为希特勒出力呢？哲学显得多么无力！
据我所知，文化对野蛮从来没有提防。德国是高度文明的国家，沦入了最可耻的行列，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的榜样。尽管如此，我从未指责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。他的既未产生道德又未产生政治的哲学，是在一个他无法继续写作《存在与时间》，因而在精神上充满疑问的时代里形成的，他正是在这个非常脆弱的时期被纳粹抓住的。不过坦率地说，《存在与时间》决不是一部纳粹的作品，而是一部———全部区别就在这里———不支持反对纳粹的著作。而卡尔·雅斯贝尔斯就不可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屈服，因为他的哲学产生了一种伦理和一种政治。
您与萨特的关系如何？
我们极少来往。我写过一篇赞扬他的剧本《魔鬼与上帝》的评论，他向我表示过感谢。我们邀请他参加过一次讨论，由此认识了他在词语方面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。但是我从未承认萨特的思想。我与梅洛－庞蒂要接近得多。
您对其它学科非常开放，尤其是人文科学。哲学家总是有一只脚在哲学之外吗？
我从1954到1990年在美国任教，我就是在这个时期里接受这种哲学观念的。我觉得法国哲学总是封闭在自身的历史之中。
您与萨特和梅洛－庞蒂一起把现象学引入了法国，但是由于您在美国教学，您在那边比在这里更加得到承认。您是否感到法国哲学界长期与您保持着距离？
我不是一个学派的领袖，也没有弟子。里科尔主义是不存在的。幸亏这个词也不好发音。我热爱教学，可以说我是个幸运的教员，除了专心思考和解决自身的矛盾之外，对其余的一切都不去操心。所以我也没有体验过您所说的保持距离的感觉。
您是否受到过某些论战的伤害，例如拉康对您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大加抨击？
在这件事情里使我受到伤害的不是他否定我对弗洛伊德的解释，而是拉康背信弃义地指控我对他作品的一处借用是抄袭！
现在哲学家越来越经常被邀请在电视屏幕上出现，您对此没有什么看法吗？
没有，有几种层次的哲学话语，电视是其中之一。我不担心画面与言语的竞争。相反，使我不快的是，出于一些市场的和听众方面的原因，一些媒体人员没有得到任何委任，就自我宣布为人民的教育者，从而把教育变成了商品。只是为了改变这些人对于教育所起的危险作用，哲学家在电视上露面才是合乎情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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